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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圈|“复兴中国摇滚”是对《乐队的夏天》最大的误会第一滴血5 野蛮追击

2019-07-09 23:09

划重点

几十年来,第一滴血5 野蛮追击摇滚乐的定性从荼毒青年的恶灵变成易碎的情怀,理想青年想让它的怒吼再次响彻大地,却无能为力。吊诡的是,让它重新进入主流视野的是一档综艺节目

摇滚老炮一个个在台上疯癫,真要面对镜头,个顶个的难受。最抓狂的是和马东聊天,他们觉得这种正经的场面无话可说,非常尴尬。一到这个环节,主唱李鹏就把话筒往旁边递。

木马乐队唱过“把爱压制成信息,隔离开人们”。刘阳子觉得,北京地下文化的衰败就是从智能手机出现开始的,年轻人不再聚在一起喝酒,或者创造一些东西。

文/郝库编辑/向荣

Cindy

金属网状的大幕升起,Cindy和摇滚乐队新裤子一同登场。

“她来干啥?”一阵尖叫之后,质疑从台下拥挤的人群中冒出来。Cindy是00后,和两个同龄人组成3unshine,2015年出道,是热搜常客,得到了一些流量和很多骂声。

这个看起来与摇滚丝毫不搭界的姑娘,和新裤子合作表演了一首《艾瑞巴迪》。庞宽跑到超级乐迷的舞台上对唱,观众兴奋起来。

有了“女神合作赛”的噱头,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七期的热度再攀新高。在河北廊坊大厂镇影视基地的见证下,这个节目的夏天也缓缓来临。录制现场旁边的白色棚录过《青春有你》,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一次录制时,偶像男团带来的喧嚣热闹刚刚散去。

明亮的蓝黄布景摆放在录音棚周围的草坪上。观众被安排在空地上,舞台很低,台下的观众触手可及,最大限度还原了Livehouse的现场环境。暖场导演放大音量在广播中讲解注意事项,“看到喜欢的乐队,不要喊牛逼,喊了还得剪掉,你们不想看到好好的演出被剪了,对吧?”

传统的Livehouse现场舞台

人群中发出心照不宣的笑声。现场导演走下舞台,转头叮嘱观众后排的摄像师注意安全,“他们(乐迷)嗨起来自己都控制不住”。干冰制造的烟雾沿着光柱向上窜,《乐队的夏天》八强战第一回合“女神合作赛”开始了。

每一位“女神”的出现都让人意外,Cindy则是意外中的意外。马东问她听没听过新裤子,“没听过”,她回答得很干脆。新裤子主唱彭磊和大张伟聊起属于他们的90年代、年轻时的摇滚往事,同台而立的Cindy神态有些游离。

争议聚焦到Cindy与“大神”新裤子的合作上。青年文化媒体VICE中国的主编刘阳子,是当天坐在二层观众席的专业乐迷。他告诉《贵圈》,“我特喜欢Cindy,我觉得特别牛逼,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,我根本不在乎……这是年轻人应该有的东西。”专业乐迷王硕也说,Cindy可能代表了一种年轻的朋克形式,只是我们不懂。

“胡说八道!”持不同意见的代表是老牌朋克乐队反光镜。在他们的工作室里,贝斯手田建华显得有些生气。“每个女孩是都应该有展示的机会,但是大姐,你们倒是练练业务啊,那业务也太次了。”他强调这个看法和形象无关,他比画着指向反光镜的成员,“你说这儿谁长得好看,但是我们起码手里都有点活儿,真得练。”

话虽如此,但Cindy的出现总归让大家兴奋。除了新裤子较低的得分之外,现场没有迹象表明此举有任何不妥。遵循商业逻辑的综艺节目与反商业文化的摇滚乐共处一室,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。

新裤子乐队与Cindy(图片来自微博)

几十年来,摇滚乐的定性从荼毒青年的恶灵变成易碎的情怀,理想青年想让它的怒吼再次响彻大地,却无能为力。吊诡的是,让它重新进入主流视野的是一档综艺节目,就像两个基因完全不同的物种结合,却开出了迷人的花。

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,其中充斥着两种价值观的角力,牵涉其中的人不断碰撞,又尽可能妥协,最终达成某种和解。

碰撞

《乐队的夏天》播出之后,田建华的朋友圈里出现两种声音。一种表示支持,“乐队终于有一个夏天了”;另一拨人觉得,“乐队怎么能上这事儿(综艺节目)”。

反光镜是《乐队的夏天》制作方米未最早接触的乐队之一。“综艺这种东西特别怕被玩儿。”田建华说起他们最初的戒备和抵触。多年前,他们参加过一档综艺,上台后被要求做一些“愚蠢的游戏”,这对一支老牌朋克乐队来说无法忍受。

面对导演组的邀请,三个人心里打鼓。鼓手叶景滢第一次去和米未谈,上来就问,“你们是请我们来当评委的吗?”节目组聊起愿景,他说,“听上去挺有意思,你们做啊,特别好,我也想看,但我不会参加”。接着就“各种否决”,不管对方说什么,都是“不行,不可能,不成立”。

但他内心已经开始说服自己“他们是对的”。“我在等他们俩(李鹏和田建华)否决我,你知道吗?”出乎他意料,另外两人很快被说服。他们明白上综艺的好处,事实证明,节目播出后,反光镜乐队微博明显活跃了很多。流量是绕不开的话题。彭磊也为流量烦恼,他甚至想买些僵尸粉,因价格太贵作罢。他开玩笑说,是为了涨粉才来参加节目的。

反光镜乐队在节目第一次录制现场(图片来自微博)

各路乐队集结完毕,天气渐渐热起来,乐手却都穿着长衣长裤,用来遮挡纹身,后来才知道还可以用粉底和胶布。反光镜的三个人穿上节目组建议的服装,田建华取下了他的骷髅项链。他们坐在第二现场,开始漫长的等待,每支乐队面前摆着一台GoPro,“随时装逼,24小时装孙子”。

摇滚老炮一个个在台上疯癫,真要面对镜头,个顶个的难受。最抓狂的是和马东聊天,他们觉得这种正经的场面无话可说,非常尴尬。一到这个环节,主唱李鹏就把话筒往旁边递。

和滚圈同行长时间共处一室也让他们难受。玩摇滚的人很多都不擅长应酬,平时演出,在后台见着了寒暄几句,聊聊灯光音响,就该上台了,这样的交际让他们觉得舒服。和平和浪的吉他手小雨告诉《贵圈》,和不熟的乐队只能彼此商业吹捧聊音乐,和熟悉的乐队,一起抽抽烟扯扯淡,反而很少聊音乐。反光镜的办法是能躲就躲。录第一期时,经纪人都急了,说你们怎么老出去抽烟。一看门口,一帮乐队都在呢。

后来经纪人给他们立规矩,录节目时不准喝酒。不过这不太现实。田建华开玩笑说,那些天,大厂便利店的啤酒销量一定是全北京最高的。每天录制结束已经很晚了,乐队们还要聚在一起喝大酒,拉着节目组导演一块儿喝。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标间里开party,坐的地方都没有。

早起让他们不适,镜头让他们不适,连轴转的采访让他们不适,少抽烟少喝酒就更别提了。幸好节目组请来的观众很给面子。反光镜第一次出场唱完,接受超级乐迷采访,中间隔了六七米听不清对方说话。后来有观众解释,因为当时台下喊了5分钟“牛逼”。

刺猬乐队鼓手石璐

录节目之前,这31支乐队里,节目总制片人牟頔听过的不超过4支。她的生活方式和乐队完全不搭调,对乐队的认知仅限于“这帮人挺酷的”。她和刺猬乐队鼓手石璐是中国传媒大学校友,印象中上学那会儿,石璐已经在学校玩乐队了。“和我们不太一样,他们经常去外头参加一些活动。”牟頔说。

和她一样,最初导演组对乐队的概念并不熟悉,听他们讲起滚圈八卦也是一脸茫然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想象中的摇滚battle并没有出现。节目上,高晓松说“保镖准备好了吗”,马东说“竟然没有打起来”,但类似的包装手法像是打在棉花上的拳头。人们印象中满脸不服、一点就着的摇滚乐手们,一脸平和就来了,全程表现得“Love and Peace”,还挺高兴。

牟頔不觉得这是件难堪的事,节目组也在呈现自己逐渐打破刻板印象的过程,“那些东西不就是传统的大家认为乐队会有的样子吗”。第一期播出后,水花不大。有人评价它“美好但有一点蠢钝”。田建华说得更直白,“它还不够综艺”,“没什么像样的故事,有点脱离了大部分不接触摇滚乐的人”。

但逆转很快到来。

逆转

“大家对《乐队的夏天》最大的误解是什么?”

“最大的误解,就是认为我们要振兴中国摇滚。”牟頔说。

位于北京东五环的米未是一家年轻的公司,忙碌的年轻人聚集在一个开放式办公空间。房顶上悬挂着颜色鲜亮的纸牌,上面写着“没有人可以拒绝变化”,“你表达的观点与你无关”。

中午一点,牟頔匆匆扒了几口饭来到会议室。她觉得摇滚乐的意义与使命感和一档综艺没有关系,“就像我从来不认为我们是为了振兴中国辩论,才做的《奇葩说》,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选大喷子的好玩的事。”一档综艺节目自有它的规则和表达,“我们当时的立意就是从人的角度出发,不是从音乐的角度。”

牟頔是一位极富专业精神的综艺人,曾是央视最年轻的总导演,与马东、刘煦一起创立米未后,制作了《奇葩说》这样的爆款节目。如果和她接触,不消片刻就能感受到一股实干家的果决明快。还有自律,凌晨她还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跑步里程。她信奉实干,“你天天在那儿逼逼逼空谈,没有用”。

前期准备花了不少工夫。公司请来轻松调频DJ李源给导演们科普摇滚乐历史和流派。核心团队去拜访摩登天空、太合音乐等音乐厂牌,了解乐队的个性、趣味和生存状态。

他们甚至扒出一支资深摇滚乐迷都没听过、去音乐节投简历都被拒绝的年轻乐队,九连真人。导演们去看九连演出,当即决定邀请他们。导演组把九连排在第16个出场,因为相信他们一定能冲上去。

不出所料,九连真人的主唱阿麦一声号响炸开,让节目正式进入状态——淘汰出现了。紧张感随之蔓延。没人不想赢,年轻人想出人头地,老炮们的压力大多源于审美上的较量,用刘阳子的话说,“往台上一站,看着对面,我总不能输给那么一个乐队吧!”

九连真人主唱小号手阿麦

乐队主要的顾虑就是比赛,“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,你说拿一个朋克跟金属(怎么)比?”田建华说。但在前期沟通中,节目组几乎满足了乐队的所有条件,唯有采用比赛这种形式不肯让步。

现实情况似乎也印证了乐队的担忧。1V1比拼中,痛仰乐队改编的《我愿意》,用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重构歌曲,得到张亚东的夸赞,但得票却不理想。后来盘尼西林主唱小乐参加《乐队我做东》时直言,这是因为“大家听不出他的好”。张亚东也在节目里说,一些乐队还不知道怎样去比赛。

比赛的紧张感拉起节目的起承转合,故事也随之出现。观众津津乐道面孔的坚守、盘尼西林的耿直。后来反光镜在1V1对决中落败,叶景滢的一位台湾朋友安慰他们,顺便聊起在节目中发现的“宝藏乐队”。“那刺猬”,叶景滢模仿起台湾腔,“我看了三遍哭了两次”。

“我说不至于吧。”

“主要就是他们的故事太感人了!”台湾朋友说。

录完节目没多久,是叶景滢40岁生日。很多人问他什么感觉,他说没有感觉。他不喜欢讲以前的事,“好多苦的事你说来说去,弄的哥几个岁数倍儿大、苦大仇深的,卖惨那种,不好玩”。这支成立20多年的朋克乐队更想让大家看到他们“阳光的一面”。

“但人家不是讲故事,人家是真故事,比什么溜光大道好!”田建华补充说,反光镜乐队的成员聊起天来和玩摇滚一样默契,彼此的话都接得住。

李鹏立刻插话,“早说啊!我也有故事!”

他们忘了说摇滚有问题

即便《乐队的夏天》豆瓣评分已经从7.4飙升到8.4,但质疑声从未消退。龙神道乐队贝斯手国囝在微博上说,“这个节目真的推动了中国原创音乐和乐队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吗?我认为恰恰相反,它只是让商品更像商品,让音乐更不像音乐,让年轻人更没有方向……”

“女神合作赛”上,旅行团乐队和周洁琼合作的表演得分很低,在现场引起不小的争议。大张伟觉得,旅行团的表演打破了他们固有的套路,值得夸赞;但刘阳子觉得,这只是大张伟的一厢情愿。

“忘了自己是谁了已经。姑娘跳舞不错,我看着也挺高兴的,但你乐队的核心东西在哪?你这跟一个晚会有什么区别?”刘阳子对《贵圈》说。不过,“如果他(旅行团)能上春晚,我鼓120个掌”。

旅行团乐队与周洁琼

刘阳子曾经和同事一起讨论,如果他们来做这档节目,会有什么不同。“现在还是有点像那种青歌赛……仍然是一个台面上的东西。”他们更倾向于将录制现场还原成地下俱乐部的样子,因为“摇滚乐的灵魂在这里”。另外推出一整套“文化和生活方式”,“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被买账,这是它的问题。”刘阳子说。

他是一位严肃又可爱的资深乐迷,几天前去看Joyside复出演出蹦掉了一台手机。他同时也是观众讨厌的乐评人,因为评价痛仰改编的《我愿意》无聊,遭受了一顿“赛博铁拳”。

他对商业社会的价值观保持怀疑,拒绝观看任何综艺节目,也拒绝管金主叫“爸爸”。十几年来,刘阳子见证着北京的青年文化从百花齐放到万马齐喑。从广告商第一次向编辑部要求流量开始,他意识到世界开始变了。他的公司里,有灵气的设计师跳槽去了今日头条,他表示理解,但终究惋惜。

关于《乐队的夏天》的灵感来源,有着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:一个玩儿乐队的女孩去米未面试,毫不客气地提出周五和周末不能加班,每年工作11个月,理由是要排练、要演出。真诚的人总是可爱的,牟頔和那个女孩儿聊了很久,最后还是拒绝录用她。

但即便是苛刻的刘阳子,也不会怀疑节目制作方的专业精神,“硬件都不错,一进去之后,我们都被震了。”与米未合作的乐队都会夸赞工作人员的靠谱周到。“他们所有环节都是卡着表做的”,小雨说起,他们最终没进入十六强,临走的时候,几个大老爷们和90后导演小姑娘哭成一片。

“综艺说到底是一个商业逻辑的东西”。刘阳子说,至于他和大张伟在节目中的争执,“我们争论的核心是什么?价值观是什么?综艺不在乎,综艺在乎流量,在乎流量带来的注意力,注意力带来的广告费”。

第一期节目,反光镜第一个登台。他们本来想唱些歌词更有内容的歌,在节目组的建议下,换成了《嘿!姑娘》。在反光镜在概念里,《嘿!姑娘》只是一个“不太过脑”的小品。不过他们也理解编导的用意,第一个上场,得把场子炒热,“你别一上来给一个slogan,只有音乐才怎样。我们是做综艺的,不做音乐也没关系。放松,就完全放松。”叶景滢说。

摇滚乐自诞生之初就埋下反商业的种子,与嘻哈文化不同的是,它抵触世俗成功。在中国,摇滚被贴上反叛主流的标签,事隔经年,情怀的滤镜愈加浓厚。牟頔作为情怀的反面,也遭到一些人的攻击。她在微博上大方承认“我们就是买了热搜”。牟頔苦笑着对《贵圈》说,“大家都知道,微博第五位第六位就是买的,一个节目做宣传,这有什么好被diss的?”

即便“复兴中国摇滚”是个天大的误会,但牟頔对于节目并非没有诉求。她希望乐队能挣到钱。节目采访Click#15时,问他们玩音乐一年能赚多少,一个说1000,一个说0,然后两人相视诧异一笑。

《乐队的夏天》播出之后,不少乐队的演出费都水涨船高。和平和浪的演出邀约多了一倍不止,鱼龙混杂,甚至有养鸡场请他们去剪彩。他们都推了——哥儿几个在上海有工作,有的做金融,有的是广告策划,还有工程师,从来没靠玩儿音乐赚过钱。主唱大宝说他绝不会为了玩音乐辞职,“现在工作挺赚钱的”。

平衡

《乐队的夏天》试图在摇滚和综艺之间找到平衡点。

不同于摇滚乐的黄金年代,生活的逻辑已经改变。牟頔想抓住的是人与人之间久违的亲密感。比如盘里西林的排练火星四射,海龟先生吉他手的离开和归来,刺猬乐队里有两个难搞的处女座。但他们都离不开彼此。

这种情感的黏度,是玩乐队的人最看重的。Nocation乐队的主唱邢玉龙告诉《贵圈》,他们的乐队并不出名,甚至只出过五首歌,没钱赚,但他依然想做下去,他觉得跟乐队里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有家人的感觉。他们每周排练一次,“在北京一周见一次是多亲密的关系!”

木马乐队唱过“把爱压制成信息,隔离开人们”。刘阳子觉得,北京地下文化的衰败就是从智能手机出现开始的,年轻人不再聚在一起喝酒,或者创造一些东西。“要发生冲突,才有创造”。至少在这一点上,评论家与综艺制作人达成共识。

牟頔近来单曲循环刺猬乐队的《最后一班车》,这首歌来源于一个小故事。那时子健和石璐还在一起,一天晚上下大雨,两人在雨中等待最后一班车,车迟迟没来,石璐对子健说,我给你唱首歌吧。

主持人马东在节目里不断提及,希望年轻人能聚在一起创造些什么。就像节目导演、乐队和乐评人,一群价值观和行为逻辑完全不同的人一起,做了一件有趣的事,碰撞和摩擦在所难免,这是创造的一部分。

反光镜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张十年前的海报,对面摆放着奖杯。那是2009年,他们的演出票价还是40块,但得到了几个主流奖项。三个人从十五六岁就在一起,顶着40度高温,光着膀子在牡丹电视机厂食堂排练。对于从社会的不解中成长起来的反光镜来说,他们的反抗最终有了结果。

也是在那两年,刺猬乐队和后海大鲨鱼签约匡威,大幅海报悬挂在西单的高楼上,他们是当时最酷的年轻人。再往前,酷这个词属于花儿,十五六岁的大张伟和几个哥们儿背着吉他去酒吧演出,结束了给50块钱报酬,要家长签字才能领。

刺猬乐队曾在匡威活动中表演

现在,快四十岁的大张伟坐在超级乐迷的位置上,聊第一次听说这节目的反应,“乐队,这多老的事儿了?”但当新裤子出场,他还是忍不住冲上台唱了一首老歌。

关于酷的定义一直在变化,从当年的玩摇滚变成如今穿着格子衬衫去纳斯达克敲钟。但总要去做些什么。42岁的彭磊以前周一到周五在家歇着,周末干两天活儿,早过了拼命做音乐的年纪。现在他开始健身,努力排练,“突然好像年轻了一把”。

节目录制完成后,刘阳子在朋友圈写道:“乐队夏天录完了,仍然无法喜欢综艺,但仍然是挺好的体验,拓展了经历之后,就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……用塞林格的话最对——‘光和光怎么打招呼?’‘最黑的地方见’。”

反光镜觉得,现在是摇滚最火的时候。Livehouse和音乐节越来越多,只有五首歌的Nocation乐队也接到了音乐节邀请。“还是有人在拼命地干,在探索,说这样不行,往右来点,右不行,往左来点,慢慢杀出一条路来。比如摩登天空,不管多少人骂沈黎晖,说他是奸商,但人家一直在工作,在行动,这些东西就是踏踏实实地养活着一批人,这在我看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。”牟頔说,“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有出路,只要大家别停下。”

摇滚文化与商业逻辑依然水火不容,但“理解”是珍贵的东西。年轻的时候,玩摇滚的以听周杰伦为耻。后来田建华偶然听到周杰伦的老歌,感觉“特别高级,都写的倍儿好!”今年5月,他们在外地演出,看见朋友圈有人分享麦田音乐节的视频,周杰伦压轴出场。音乐一响,平时眼高于顶的老炮们都跟着唱,还拿手机拍,妥妥一副粉丝的架势。

“都听过!”

“这帮孙子!”